杨恭仁目送郑元寿扬长而去，心情异常沉重。
郑元寿没有正面回应自己的威胁，实际上就是侧面向杨恭仁做出了暗示，荥阳郑氏在这场风暴中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在自身利益可保安全的情况下，再去兼顾其他各方利益，而首要考虑的就是东都利益，因为东都利益与荥阳郑氏的利益休戚相关，东都利益严重受损，东都变成废墟，荥阳郑氏焉能独善其身？
没办法，荥阳郑氏就处在风暴中心位置，若想保全自己，只有明哲保身，否则不是给杨玄感灭了，就是给齐王灭了，再不就是给西京灭了，强大的对手太多，荥阳郑氏一个都惹不起。再退一步说，就算荥阳郑氏侥幸逃过了这场风暴的侵袭，接踵而至的还有圣主的清算，或者新皇帝的打击，总之只要荥阳郑氏过早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立场，那就是豪赌，而在赌博的过程中，荥阳郑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灰飞烟灭，所以从生存安全的角度考虑，荥阳郑氏在这场风暴中绝无可能拿全部的身家性命倾力豪赌，只会缩着脑袋当乌龟，任其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动，等到形势明朗了，可以看到这场风暴的结局了，再后知后觉地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当然了，此种投机之举为世人所不齿，有辱荥阳郑氏超级豪门之声名，但与荥阳郑氏的根本利益比起来，这点名誉上的损失算什么？
只是，荥阳郑氏的影响力太大了，危急关头，荥阳郑氏不是积极拯救危机，不是倾力卫戍东都，不是义无反顾地护卫国祚，而是以投机之举来维护自身利益，积极利用这场危机来攫取私利，置东都和国祚安危于不顾，表现得极度冷漠和自私，如此“榜样”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可想而知，而这种恶劣影响肯定不利于坚守东都，只会让危机进一步扩大，只会有利于叛乱者和居心叵测者。
然而杨恭仁无力指责郑元寿，他的所思所为实际上与郑元寿如出一辙，只不过对他来说家和国、公和私都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他的为国为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也就是为家为私。既然杨恭仁为了皇族利益不惜代价，郑元寿的做法也就无可厚非，一个超级豪门绝无可能像皇室宗亲一样愿意与这个不断损害和侵蚀其利益的王国共存亡。
郑元寿的选择可能是东都大多数权贵在风暴疯狂肆虐时的选择，而没有选择实际上就是选择，没有态度实际上就是态度，没有立场实际上就是立场，只是这种冷漠作壁上观的选择、态度和立场，对在这场风暴中激烈对抗的双方来说，却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现实，因为缺少足够的盟友和帮助，他们只能凭借自身力量角逐厮杀，当胜利者挺着鲜血淋漓的身躯振臂狂呼时，迎接他的未必就是英雄般的掌声，而有可能是冷漠且残忍的敌视目光，然后胜利者被他们无情吞噬，所有战果均被他们瓜分一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些笑到最后的“渔翁”太可怕了，可怕到让杨恭仁不寒而栗，可怕到即便强悍如圣主者，也不得不妥协让步。
杨恭仁考虑再三，毅然赶赴越王府，恳请越王杨侗下令，召集在京所有军政高层官员，全部进入皇城，于尚书都省议事。杨恭仁的目的很简单，首先确保越王杨侗和中央大员的安全，确保东都权力中枢的安全，唯有如此，才能确保风暴肆虐东都之时，东都的指挥系统始终能够有条不紊地发挥作用，给东都军民以信心和勇气，否则指挥失灵，各自为战，一盘散沙，东都必然陷落。
越王杨侗在杨恭仁、杨浩和崔赜的左右扈从下到了尚书都省，首先见到的便是民部尚书、东都留守樊子盖，还有太府卿元文都，还有左监门郎将独孤盛，正是在皇城说话算数的军政财三大长官。
这三人的神情都非常严肃，与平日相比似乎又多了一分沉重，不知是因为越王杨侗突然召集军政大员于尚书都省议事让他们有一种不详预感，还是因为他们通过各自的私密渠道也接到了黎阳兵变的消息，抑或是因为坐镇卫府的右候卫将军郑元寿突然离开东都赶赴潼关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总之气氛明显不正常，就连年少的杨侗都敏锐感觉到了，在步入大堂时忍不住悄悄询问杨恭仁，是不是出事了？杨恭仁面沉如水，一言不发，只是给了他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杨侗心领神会，顿时紧张起来，到底出了什么大事，要召集在京的军政高层齐聚尚书都省议事？
在偏堂坐定后，樊子盖率先开口，“大王，莘公（郑元寿）为何突然赶赴潼关？”
杨侗面露犹豫之色，看看杨恭仁和杨浩，又看看崔赜，想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郑元寿去潼关，于情于理都应该向越王说一下，寻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比如巡视关隘、抚慰官兵等等，上上下下都好有个交待，当然了，军方有它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正常情况下郑元寿在自己的卫戍区内想去哪就去哪，根本无须报备越王杨侗和中枢留守宰执，但现在是特殊时期，东都局势正日益恶化，东都危机越来越严重，贼帅韩相国甚至就在洛水以南的伊阙战场上与卫府军杀得难分难解，所以此刻做为留守卫府的郑元寿，其一举一动都关系重大，不但要代表军方积极与中央诸府、东都留守府、河南内史府保持密切联系，以方便协调，还要向名义上的东都最高军政长官越王杨侗随时禀报最新军情和请奏重大军务，但是，郑元寿不知是故意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