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应何校长的约请，来校讲解培根与荀子的劝学篇。吴为这次开场并无客套之语，开口即背起劝学篇，台下的同学们却乱哄哄地议论着。何校长看着这场面感到面子下不来，想说上几句，吴为忙做出拦阻手势，他一直流畅地继续背诵着。场面渐渐地平静下来，同学们都为他的记忆力感到好奇，倾听着他的背诵，似乎想听出点遗漏错处，接下来感到佩服，继而引起一些同学的共鸣，跟着背诵起来。本来语文课堂教学就有齐诵的训练，这也正是同学们的拿手好戏，报告厅里竟然出现千人一起背诵劝学篇的景观，产生了少有的气场和震撼力。
背诵完劝学篇，吴为道，谢谢同学们，荀子的劝学篇，同学们都能背诵，我也不必多言，他讲的核心，是培育学习精神，运用大量形象生动的比喻，深入浅出强调的是学习要坚持不懈。从劝学篇，我们有必要了解和把握的是，中国传统知识文化的特点。中国传统知识文化从教育角度看，它的文字叙述方式多是短句短文，各自独立缺乏体系性，知识单元之间缺少内在联系，显得比较松散，枯燥，易学难记，又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明的智慧，使人难以理解领会。知识本身的这些特点，使得学习过程单调，缺乏吸引力，学习成为苦事，要想学习掌握这类知识，必须刻苦。在我国历史上，出现劝学篇这样的名篇并不是偶然的，有它特定的知识背景。围绕学习的励志理念，突出一个苦字。头悬梁锥刺骨，学海无涯苦作舟，知识之根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通过下苦功，死记硬背记住了。掌握了，这样的知识人格化，也容易使人成了书呆子，难以流畅通达潇洒。以旧时身着长袍带着眼睛古板刻薄的私塾先生最为典型。向被教育者教授这样的知识，依靠自觉对很多人会失灵，应时而生花样繁多的惩罚手段。私塾的打板子。现在的高考，也是对教育苦情的继承和延续。会宁教育经验的五苦精神，可以称得上教育之苦的代表，领导苦抓、家长苦供、社会苦帮、教师苦教、学生苦学。现在有的学校喊出的口号，血狼精神。与我同在；有的班级用民选的方式征集班训，结果是同学自创的“高否？否！富否？否！帅否？否！滚去学习！”被采纳；个别学生甚至用只要学不死、就要往死学来自勉，考前出现吊瓶班，简直成了现代版的头悬梁锥刺股。为了应对高考，有的学校甚至召开誓师大会，低年级同学向高年级同学宿舍喊楼减压鼓劲。考这样的知识，伴随着恶搞，小学试题问水浒梁山大旗上书四个字都是什么字，有学生回答。三碗不过岗；问水浒结局，吊死的是西门庆和潘金莲；问唐僧三个徒弟的法名，回答你我他，又问唐僧取经为了什么。回答是，想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同学们。这样咋一听起来胡乱的答法里面，有没有玄机，很值得玩味一番。我把两位徒弟的法名稍作调整。沙和尚的法名应作悟能，是说三个徒弟中他是本事最差的一个，应该多悟本领；猪八戒则贪吃好色，法名正应该叫悟净，以净化贪心淫念；孙悟空，本事最大，却争强好胜，动不动喜欢卖弄本事，甚至打出齐天大圣旗号，老子天下第一，悟空就是让他把这一切争第一的名利心看淡了，心里腾空了，也就由唐僧的三徒弟变身为我们生活中的你我他了。报告厅里响起一片笑声，同学们都为他的妙解逗笑了。
吴为不待笑声停下来就接着讲道，高中生考试，问，如何理解三人行必有我师，回答是三个人一起走路一定会有一个人能教我；为什么说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回答是金瓶梅作者是曹雪芹的先祖。
我们再来看培根，他也有个劝学篇，是他的散文集，其中的名篇论读书，最为经典，里面有一段经典的描述，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哲学使人深刻，lún_lǐ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这段话最后四个字也有译作皆成学问。他这段话讲的是知识的人格化，西方的知识具有科学性，所谓科学就成体系，各个知识单元之间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富有审美特质，概念之间环环相扣，知识体系如同叠床架屋一层层建构起来，只要理解了很容易记住掌握，可以说象钳子一样牢牢地钳着你的好奇和兴致往里面走，这是形容概念的演绎对人的思维产生内在强烈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知识体系，只要入门了容易引人入胜，使人发生强烈的兴趣。人一旦学会理解了它，推崇的是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可以不必苛求用书面的语言死记硬背，不求文义一致。当知识化成能力，也就不必继续重复学习同类的知识，可以用能力去面对实际问题，实现真正意义的创新。我们的理科学生和文科学生，对各自所学的感觉差异，其实就是反映了两类知识体系之间的差异。文科的突出特点，就是有大量需要背下来的知识。
吴为又深有感慨地道，我读道德经、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感觉是，道德经在思想上处于巅峰，它的内涵就不能用知识的标准来衡量，五千多字，蕴含的思想和智慧，你能领会到什么程度它就是什么程度，是那种难以企及的高度。这样的感觉很难说得清，思想、智慧到了一定高度就处于模糊状态，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是有局限性的，也很难用标准化答案来衡量，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