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注意到，宗教经典千百年不变，修行人却在千百次重复的记诵默念之中获得层累递进的愉悦体验。基督教最重要的传教者保罗，亲身体验到上帝感召带给自己的欣喜愉悦。宗教经典涉及生命本源人生根本，才千古读来总能给人带来长久常新历久弥新的喜悦体验，不似某些时下流行的冠冕堂皇话语，只不过风行一时便如云烟飘散消失得无影无踪。吴为是自信地通过乐业之路，进行着接近上帝、佛陀的不懈努力，这属于风险极大的自我努力，他从这种努力的过程中，体验到的是持续不断的愉悦，不断涌现的愉悦体验在巩固增强着他的自信。他是从开发自身的神性中不断获得愉悦的体验。
吴为认为，我们以往对人的考察往往只是注重其人性的一面，而对人的神性一面，则被忽略了。“出神入化”，“真神了”，就是对人的神性的一种形容。人所具有自性自悟自解的能力，就是人的神性。人自身如果没有神性，人的自信就缺乏牢固的内在基础，人的自我完善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精心建构的生命大厦常常会猝不及防地发生轰然坍塌。当人们普遍开发提升出这种能力，普遍自我开发出神性，人自身成为神，外在的神以及宗教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群众基础也就消失了，人们可以找到各自心灵慰籍的场所，确立自身行动的终极根据，从而不再需要外在的神。身处现实之中而又视为进入无物状态，在形而上的精神世界作抽象思考，达到某种“入定”状态，就是人的神性存在的一种状态。人的神性也可以解释为人所达到的超凡脱俗的状态，所谓普通状态达不到的境界。人对未来命运的祈求、渴望，人偶尔出现的某种不可理喻的神秘体验，唤醒了人强烈的精神需求。这种思考与宗教具有密切关系。如果说科学是对人性的揭示和表达。宗教就是对人的神性的揭示和表达，邪教则是对人的神性的歪曲表达。
世界三大宗教都认为人是人性与神性的统一体。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只要对这种内在的本性有所突破，即心是佛。基督教的正统教义认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性本体应依附于人性本体之上。在伊斯兰教中，真赐是真主先天赐予人的，人皆有之，从而可体认真主。儒学也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肯定了人性与神性的统一。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潜宗教意识。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把苦难归结为神秘的命中注定，或把某种消灾避难的行为归结为难于理喻的神秘根据。这样将会解除人们对不可预期因素的精神压力、精神紧张，消解生存中的不安，寻求某种精神上的慰籍。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宗教存在的合理性根据。
宗教的存在有助于实现人的神性。在日常生活中，从信用角度考察讲求承诺有度、承诺适度，不能超过承受能力乱承诺。而在宗教的教义中，却存在着无限承诺，是人们遇到各种困境、险境、危境、绝境便能够获救的承诺，而且是无可怀疑的被救承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处于患难之时总会急迫地期待得到救助，但是来自于现实的救助承诺总是相对有限的。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险境、困境时来自于良师益友的开导、劝戒、救助是极为珍贵的，但往往施救者又会受到承诺有度禁忌的限制。在救助上轻易不敢满口答应，而求得的是“量力而行”，“视情况而定”，以防因轻易承诺而成为自己日后的负担。避免因为乱用承诺而冒失信的名声。在宗教领域中，则不受日常承诺有度禁忌的限制。以圣经为例，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设计人们可能遇到的各种迫切需要得到被救承诺的境遇，而上帝无一例外地会作出肯定的救助承诺。这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拯救。如果现世不能证明得救，则可以期待来世。特别是精神拯救所产生的精神安慰、精神抚慰作用和由此激发出来的有效抗争精神的作用，加上大量偶发事件可能引起境遇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上帝承诺拯救的可信性。换句话说，上帝只同人的精神对话，通过喻示拯救人的精神，间接达到现实拯救的作用。患难之救是一时的拯救，精神拯救才是终生的拯救。
从宗教的纯粹精神拯救功能看，它有振奋人的精神、恢复和增强人的奋争精神的作用，对于实现现实的拯救具有积极的作用。例如身患晚期癌症的患者，如果从权威医生那里得到保证治好的干脆果断承诺，会激发其与不治之症的抗争精神，从而有效配合医生的治疗，常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奇效，遗憾的是极少有医生敢于做出这样的承诺，常常是患者的亲朋好友作出一些口惠实不至的无效劝解。在宙福所写的鲁滨逊故事中，流落孤岛的鲁滨逊存在着持久强烈的被救渴望，又长期处于现实的绝望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从圣经中得到上帝救助的肯定承诺所产生的精神拯救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着无论遇到何种危境都会遇到救助的情形，也不可能每遇到一种危境都会有自己的“恩人”与你对话，并对你实行精神上的拯救，那么对信仰者来说就只有在非现实的纯精神之域中，寻求通过宗教途径得到实现，通过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全知全能的上帝得到实现。如果我们不是满足于或者很难确立起宗教的信仰，而是回到现实之中谋求精神的拯救，就必须不能满足于循规蹈矩的生活，不能满足于日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