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八年1030 年，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陈议通商五利:“方禁商时，伐木造船辇运，兵民不胜疲劳，今去其弊，一利也。”
“陆运既差帖头，又役车户，贫人惧役，连岁逋逃，今悉罢之，二利也。”
“船运有沉溺之患，纲吏侵盗，杂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恶，疾生重膇，今皆得食真盐，三利也。”
“钱币，国之货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镪不出，民用益蹙，今岁得商人出缗钱六十余万助经费，四利也；岁减盐官、兵卒、畦夫佣作之给，五利也。”
随后政府允许商贾至京师榷货务入纳金银现钱，得交引赴两池支盐。
通商法施行一年，便较客岁增缗钱 1 5 万。
宋代的入中贸易，即是国家为解决边地军需，让渡部分榷卖物品之利润，以邀引商贾参与，由此亦是宋代直接榷卖向间接榷卖转变的体现。
入中实行过程中，作为主要支偿商品的盐茶与作为信用凭证的交引进入流通领域，从而使得入中、榷卖、交引铺户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以入中为契机所形成的交引茶法、茶引法、钞引盐法更是三者息息相关的反映。
盐茶所蕴含的丰厚利润，使得其作为入中的主要支偿商品，易于为商贾所接受。
而政府为鼓励商贾入中边地粮草、物资，往往进行“虚估”，即估算支偿商贾入中的交引、现钱、盐茶等价值会高于入中物资的实际价值。
宋代边地兵兴，为调动商贾入中的积极性，有司视军需缓急会根据边地市价而高估入中物资的价值。
入中河北，粮食每斗可增加65钱，马料每斗可增加45钱；入中西部边邑，如灵州每斗粟可估价一千钱以上，其他诸州亦不低于每斗数百钱；而支偿盐茶时，则原价十五六千至二十千可加抬至百千。
以交引作为支兑中介，将榷卖商品茶盐引进入中制度，一方面盐茶作为入中支偿品代替现钱，在京师因积贮钱币不足而无法支付入中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钱荒
另一方面，如宋太宗时，潭州积茶成山，通州利丰监积盐众多，皆因有关部门长期无法予以解决，所以只能任其毁损。
商贾在西北边地入中军需粮草后，获得交引后支取盐茶，然后运输至非产盐茶之地销售，无论对盐茶的生产还是流通都产生了影响。
入中的实行将盐茶纳入流通领域，无疑有效地解决了有些产盐茶州因运营不善而导致的盐茶积压问题。
宋代商贾入中边地粮草物资或向京城纳钱后，可获得钞引赴通商地区请盐茶贩卖，亦可从交引铺户处购得钞引。
作为信用票据的交引的有价性与可流通性为交引铺户从事买卖转让交引了可能。
客商持交引至京师榷货务兑换现钱，有时榷货务因现钱不足暂时难以支付，因此滞留京师的客商因急于取得经营资本而不得不低价转卖与交引铺户。
如宋徽宗宣和时，财政日益窘迫，钱荒严重，商贾入中粮草后，得关子携至京城支兑现钱，久留而不得，只得最终贱卖给交引铺户。
另者，自乾兴以降，入中西北者除行商外，亦有土著商贾。
土著商贾往往不似行商一般熟知盐茶的利润行情，其中有的又急切希望将自己手中的交引兑换成现钱，故便亏价卖与盐商、茶商、交引铺户。
而资本雄厚的交引铺户为谋取厚利，趁机收购钞引，由此给入中、榷卖带来了严重影响。
虚估之利尽入交引铺户手中，而由于大量钞引积蓄滞留于交引铺，使得原本正常的交引支兑盐茶无法进行，商贾获利甚微而不情愿入中边地，致使边备日益蹙缩，盐法、茶法亦遭到破坏。
宋代，商贾输运粮草于边地，随之持交引至京师，汇集于交引铺开设之处。
在设立榷货务的地方，一般即有交引铺户置铺营业。
宋代京师交引铺户隶名籍于榷货务，并对其承担相应的任务。
入中商贾持钞引至京城兑换现钱时，榷货务会发放印历给交引铺户，令其将钞引逐名登记于印历上。
商贾以钞引申请支兑现钱时，须由交引铺户以自身资产作抵押为其担保，“每铺户据名具申三司，开封府取责门铺，晓示客人，许令下钞贴算”。
商贾唯有交引铺户予以保任，榷货务方可支付其现钱。
除此，商贾长途贩运盐茶时，从发起地途经禁榷地区，可以沿途合并纳税。
京师榷货务将贩运商贾登记于文簿上，向其发放公凭，以备沿途税务检验核查，半年后交至京师榷货务。
与此同时，榷货务招徕交引铺户充当商贾纳税担保，若是商贾违欠税钱，交引铺户亦要承担连带责任。
商贾未于规定期限纳税，如违期一个月，按货物价值每十千罚钱一千计算，如违期三个月以上，除按月纳钱外，则差遣专门人员审查货物的价值，将原先所抵押的家业一并罚没填充。
若是罚没不足，则需为商贾作担保的交引铺户代为交齐。
交引铺户担保制降低了在钞引兑换过程中政府所承担的风险，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盐茶商贾兑换钞引的效率。
然而基于盐茶的高额利润，不少交引铺户往往利用担保权，阻扰留难客商，与榷货务官吏串通勾结克扣钱物，“率克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纳之数，务入纳数多，以昧人主而张虚最。”
交引作为政府向入中商贾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