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能违背祖训，在苏州开征商税，显然是内帑用费已贫，无法供给他修边墙、修宫室，当他知道首辅严嵩居然能贪墨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雪花银，他又该会怎么愤怒呢？可是话说回来，严嵩贪墨的事，难道皇帝真的一点都没有觉察吗？
其实，只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就够了，那就是替皇帝着想的人活的长还是替百姓着想的人活的长。无数史实告诉我们，还是前者活的长一点。
严嵩在位这么多年，搞得国事稠溏，乌烟瘴气，无数百姓无数官员恨他恨得咬牙切齿。但他还兀自岿然不动，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在给嘉靖帝背锅。国库空虚，官员贪腐，人民生活痛苦，谁的错，都是严嵩的错，你肯定不能骂皇帝啊。杀岳飞是宋高宗下的令，为啥跪的就秦桧和他老婆？严嵩也很清楚自己该干嘛，所以背了这么年锅。
皇帝要用他遮风挡雨，要用他对付百官，关键是他还那么好用，嘉靖帝舍得杀他吗？
答案是舍得的，只不过要在他利用价值都榨干，已经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时候。所以现在并不是那个时机。那账目的现世，就不能成为扳倒严党的工具。
张经将账目交上去，也许会引得嘉靖帝大怒，会罢斥严党的官员，会痛骂严嵩，会安抚张经，提拔李党的官员，但严嵩还会在首辅的位置上，牢牢坐着，屁股都不会挪一下。
所以这一局，李党大获全胜，严党大受打击，但很快就从打击中恢复，暗暗积蓄反击的力量，将来予以李党致命一击。
那这成了什么了，这不还是政治倾轧吗？
这是政治上的后遗症，经济上，兴盛昌最有可能的结局就是被肢解，被瓜分，被内廷和外廷肢解，被日升隆瓜分。晋党很快就越过长江以南，没有了淮商、海商的阻挡，他们的手伸地更加肆无忌惮。陈惇对江南商人没有什么好感，然而他对晋商更没有好感。因为如果说陆执章这样的江南商人的发家史不过是“掠之于民”，那晋商的发家史就几乎可谓是变卖国家利益了。
因为这帮晋商当初能膨胀，就是在边城走私盐铁，开始不过是开中取盐，后来为了攫取厚利，不顾国家的禁令，大肆走私粮食、盐铁，甚至走私火药火器——对象也从蒙古鞑靼变成了后金女真，让朝廷的封锁令变成一纸空文。更可恶的是，他们基本垄断了大明的军需供给，能想象和后金的对战中，火器打不着，火铳炸膛，然后棉服棉被都劣质过甚，无法御寒，一天之内竟使几十名士兵冻死吗？
说来说去，大家都不是啥好鸟，陈惇投笔而起，推开了窗子——但这又是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最可怕的后遗症是，嘉靖帝缺钱，当发现掠之于民遭到了百姓反抗，而商人财富集中又不能反抗的时候，他就会认为，商人的钱可解燃眉之急而不用担心商人能闹翻了天。
所以病态的地方就在，商人在百姓身上掠夺财富，而朝廷从商人身上掠夺。朝廷不给张经一点军费，只要他自己去筹措，张经要对老百姓征税，但老百姓的钱财来的缓慢，只能选择财富集中的大户商人。他征了税之后，大户肯定不干，于是要联手把他赶走。但若是新下来一个总督，也要为了军费而掠之于商，于是又开始重复老路，这不由得让人发问，钱都到哪儿去了呢？
要是从商人的角度看，资本主义萌芽好不容易积累一点，又遭到暴风骤雨的袭击。而江浙的工商业、纺织业，一应市场遭到了重创，又有谁去培养呢？
陈惇此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紧握着最后一张王牌的荷官，他的一念决策就可以左右两方的命运——然而他对这张牌的归属，也没有做好打算。
一夜未睡的陈惇早早就出了门，冬日的苏州城旬月都在被阴云笼罩，街市上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正在营业的包子铺，那店主还如同受惊了的老鼠一般，听到一点响动就不由自主想要收摊。
“店家，再来一笼包子。”陈惇道：“晚上街上搜捕盗贼，你是吓怕了吧？”
“可不是嘛，”这店主道：“不是说张总督的兵开过来，咱们苏州就太平了吗，杀了六七十个人还不够，为啥还要满城搜检犯人呢？”
“不是犯人，是盗贼。”陈惇道：“昨晚上有人偷了张总督的东西，还纵火烧了府衙。”
这店家啧啧两声，也不知道心里又在腹诽什么，一出门来却又和对面匆匆走来的人撞在了一起，两人都哎呦了一声。
“徐五爷，”这店家道：“好些日子没见了，怎么，德隆酒楼这几日便能开张了吧？”
“开张？”徐五牙缝里飞出几个字来：“关门了，不仅关门……老板要卖了酒楼，回扬州老家去，说扬州比咱们这地方好千倍万倍，最起码、不担心太监收税，也不担心被人抢劫！”
陈惇又往嘴里塞了个包子，就见徐五坐在他对面，一泡鼻涕一泡眼泪地回忆当日暴乱的时候，“当天下午乱起来，我还凑热闹往街上去看呢，就见那群天杀的，一窝蜂冲到店里搬东西，伙计阻拦，被打成重伤，店铺也被砸了个稀巴烂……我往那柴房里一躲，才算捡了一条命。我怎么跟老板交代？他还嘱咐我要看好店呢。”
“……凭你的手艺，”店家也陪着他鞠了一把同情泪：“总也有大酒楼肯要你吧？”
“蒸个面点的手艺！”徐五啐了一声：“您看看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