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说过，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可能是中国读书人最高的精神境界了。
尽管蒋并非正统的读书人，他的出身也不是很光鲜，但是作为这个国家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他也知道这个国家的结症所在。
在其位谋其政，蒋很清楚自己治下的这个国家是何等的破烂和羸弱！
内部是军阀割据，反对势力愈演愈烈，外部则是群狼环伺，都想从这个大而弱的巨人身上咬下一块肉来，然后和血吞下。
所以，尽管位居庙堂，但是蒋一直不敢放松，因为稍有不慎背后就是万丈悬崖！
他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满腹心事，更没有像今天这样惆怅而又愤懑，尽管眼下他的步态还似以往那般沉稳，但却显得有些缓慢。
抬头望望四周，欣赏着雾中群山的温柔、美丽，但是依旧难掩眼里的迷茫！
今天这事儿让他触动很大，虽然眼下还没有确定那个土匪出身的年轻人是不是真的被打死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日本人真的是在半途截杀他了。
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人竟然又是出动步兵又是出动飞机，这是对国府主权的再一次践踏！
尽管这种事情从晚清开始就一直存在了，但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
这不由的让想起了三年前的九一八事变，对于这件事情其实他的心里不比任何一个国人更加的愤怒，相比于偏安一隅的张汉卿，他蒋某人才是这个国家的门面！
日本人悍然出兵东北，这不仅仅是打张汉卿的脸，更是在打他蒋某人的脸。
要知道仅仅三年前，张汉卿才刚刚宣布东北易帜，给足了他蒋某人的面子，
日本人悍然出兵东北，并对东北军展开攻击，这等于在向党国开战，但即便是如此，他蒋某人还是退缩了，因为他很清楚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开战绝无获胜之可能。
更重要的是，他的内心一直坚持认为，攘外必先安内！
因此早在“九·一八”事变前1个月，面对战争已无可避免的严峻形势，他曾电令张汉卿：“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望饬遵照执行。”
他虽然不愿因日本人而冲乱了他的“剿共”大业，但他同样不希望日本人当着中国人、全世界人的面抽他的耳光，所以他希望通过合适的退让，进而满足日本人的一些条件。
但是日本人却没有意会他的想法，“九·一八”事变，举国震惊，全球瞩目。日军以及日本政府得寸进尺，在国人愤懑的哀嚎中一步步将东三省甚至于连热河都占了。
无奈之下，他只能将目光转向国际社会，希望国际社会压迫日本撤兵。
起初，他对国联是那样的虔诚，那样充满幻想。
他多次对外界公开说过——对国联要充分予以相信和依赖。
他的这种观点当时感染了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甚至于因此张汉卿还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更多的将领则是在战场上茫然困惑，无所适从。
其实他本人对国联能否起到作用也心存疑虑，毕竟国联只是一个受英、美等国操纵的松散的国际组织，对于日本人是不是有约束，又有多大的约束，他本人确实没有多少信心。
但经验告诉他，无论英、美等国，还是日本，他们毕竟都不是中国人。
他们利用他，无非是通过他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他利用他们，也仅仅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分歧。
如今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并没有他们太多的利益。
日本人染指北方，与他们关系不大，他们难道会为一个贫弱的中国，为一个蒋得罪对东方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日本帝国？
况且日本人自战败帝俄，骄横已极，野心毕露，他们会轻易屈从于国联的压力，从中国撤兵？
但他又实在不愿抽出他的主力去与日本人争锋较力，他不会让占据地整个身心的“剿共”大业半途而废。虽然对国联存疑虑，但他还是宁愿相信国联能有所作为。
果然，事实很快就证明了他的担忧！
日本人已被尝到的甜头冲昏了头，贪欲已使他们顾不得国联的约束和国际舆论的压力。而国联也正如他所预感的那样，对日本没能施以强硬的制裁。
1931年9月22日，应中国代表施肇基的请求，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国“东北事变”。会议虽然明确要求日本撤兵，但对日本的谴责却是软弱无力，致使久已对列强分赃不均而深为不满的日本根本未予理睬，反而使日本突然窥透了国联的底牌。
1931年秋冬，战火更加不可遏制地在中国东北扩大开来。
再后来，国联调查团经过近1年的实地调查后，在南京、东京、日内瓦同时向世界公布了调查报告书。
此前，国联在中国代表的一再敦促下，组成了国联调查团，由英国爵士李顿为团长，包括美国将军麦考易、法国将军克劳德、德国博士希尼、意大利伯爵马柯迪等人。这一调查团在中国曾受到蒋介石及几乎整个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欢迎和款待，它曾给蒋带去过希望之光。
蒋记得当年他看到所谓的报告书之后，脸色那叫一个难看，他还记得，当时他看完报告书之后曾大发雷霆！
他觉得满腹委屈，一腔愤恨。
一年来，他顶着国内外狂风暴雨般的压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