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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蕊是和龙主任一道到的北京,随行的还有系行政办公室罗主任、杨教授的生活护理唐妈。所谓生活护理,就是学校专门给享受正厅级以上待遇的教授雇请的“保姆”,其职责是专门负责处理教授的日常生活,比如烧菜煮饭、浆洗衣服等。教授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另外配备得有“工作助理”,一般也称助教;工作助理大多由教授自己所带的研究生兼职。杨教授是突发疾病转北京治疗,工作助理已随同前往北京了,故学校只带了他的生活护理和他指定要见的陈蕊。

两个多小时的航程,下午3点,飞机降落在了北京国际机场。走出接机大厅,杨教授的“工作助理”小刘已等候在出口处了。小刘是学“刑法学”的博士研究生,跟随杨教授4年多了,还有几个月的时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就毕业。他是杨教授“刑法学”教学和研究最得力的助手。

上到由全国人*工委特派的专车上,龙主任简单的向小刘打听了杨教授的病情。原来杨教授患有脑瘤,时常头晕,视觉模糊。杨教授只以为是上了年纪,没怎么在意,也没有去医院做过检查。这次在海南开学术研讨会,考察、参观、准备材料、作学术报告,连续几天忙碌,病情突然恶化,昏倒在了讲台上。大家都以为是脑溢血,担心没救了,赶紧送医院。结果诊断是脑瘤,才松了一口气。不过,仍须立即做手术切除,否则依然有生命危险。海南脑外科手术的条件有限,所以,主持会议的全国人*工委领导决定转到北京。

龙主任问:“现在情况怎样?”

小刘说:“暂时控制住了病情,时昏迷时清醒。本来是一到北京就该动手术的,但考虑到他再三要求等你们来了再说,因此,医院目前采取的是保守治疗!”

专车直接驶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在高干特殊病房里,他们见到了杨教授。

杨教授清醒着,打着点滴,正聚精会神的翻阅报纸。见了他们,分外高兴,忙扔掉报纸,伸过手来,紧紧地抓住了龙主任的手。

他调侃侃道:“去欧洲旅游了一趟,找马克思报到,想叫他老人家趁机收留我,可他老人家不开恩,硬要我回来把该做的事做完了再说。我想呀,老是想不起来还有什么事没做完……你们猜,到底是什么事?……最终我想起来了,真有一件该办的事没办完哩!”

“什么事?”龙主任微笑着问。

“猜嘛,尽情地猜!”杨教授把目光转到陈蕊的身上。

陈蕊的脸有些不好意思地红了,她将头埋到了胸前。

龙主任恍然大悟似地回答:“是陈蕊留学的事吗?”

杨教授摇头。

“哪是什么?”龙主任不解地望着杨教授。

杨教授放开龙主任的手,招呼小刘:“你过来,把纸和笔准备好!”

于是,小刘去旁边的旅行箱里取出了纸和笔,走到杨教授的病床前,作好了做记录的准备。

杨教授仰头望着天花板,他用极为缓慢的语气说道:“在西方法制健全和文明发达的国家里,每一个公民在预感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都务必要做一件事,那就是留好遗嘱。这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活着的亲朋好友和组织负责。为了避免我不在人世后容易对我的财产的归属问题产生的纷争,现在,我谨以我自己的名义慎重地留下此遗嘱。第一,我生前已没有一个亲人。父亲死于抗日战争时的战火,母亲死于解放战争时的战火。从国外留学回来,我举目无亲,是国家收留了我,让我有了从事教育的机会,虽然其间挨过斗,挨过批,甚至还坐了相当长时间的牢,但我不怨恨我的祖国,更不怨恨我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因此,我去世后,私人藏书2万余册全部无偿捐给我任教的学校。第二,本人一生著述共计1400余万字,含学术专著9部,学术论文若干,随笔杂谈若干,我去世后,以上作品的著作权均交由全国人*制工作委员会全权处理,所得版税和稿酬,用于奖励和资助立志于法治工作的贫困大学生。第三,现有住房一套,使用面积140平方米,系组织分配我居住再由我花钱8万元购得,在我去世后,住房交还组织。组织若能返还我当时的购房款,则此款全部转交我的生活护理员唐妈,作为她的养老费。第四,现有存款130余万元,系我一生的积蓄,在我去世后,此款全部交组织,作为保送陈蕊到英国留学及其留学期间的费用。若有余款,待其完成学业回母校任教后再作为其开展学术研讨活动的经费列支。若其不回母校任教,余款则全部由组织自行用于法学研讨活动。第五,本人无亲无戚,亦无家眷,故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活着的时候我渴望清静,死了,也希望得到安宁。以上遗嘱均出自本人完全清醒时的意愿,故未经本人完全清醒时再作出特别声明予以更改,遗嘱则享有法律效力……记完了吗?”说完,他斜过目光盯着小刘问道。

小刘点了点头。

“念给我听一听!”

小刘照着记录将遗嘱念了一遍。

“拿给我签字吧!”

小刘将遗嘱递到杨教授的手中。

杨教授看过遗嘱,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递还给小刘,嘱咐道:“让在场的人都签个字吧,他们是在场人和见证人。本来是要公正的,既然完全出自本人意愿,也没有多大必要……好了,现在你们可以去通知医生,做手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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